一个贪婪成性的官员，只要不被揪出来，就始终以人民公仆形象出现在媒体和大众中间。既然不能做得像一个公仆，那就要说得像一个公仆；既然不具备内心的美德，那就要在外表上装饰出德性。

王怀忠就是一例。在职期间，他经常发表“重要讲话”，当然地成为当地电视和报纸的主角，记者们围绕他忙前跑后，突出他为人民的利益奔波操劳。可是到了 2002 年，一部资料片上的王怀忠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只见他突然“扑通”一声趴在地上，以头叩地，哭泣着向办案人员说：“我愿意认罪，我愿意认罪，请组织饶我一命……”

其实，他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其绰号“王三亿”就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有民谣曰：“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监察部门和媒体的记者对这些来自民间的信息真的一无所知？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党报办报习惯，王怀忠作为较高级别的在职官员，媒体只有“如实”报道他“政绩”的权利，必须根据指示精神和要求部署报道，确定选题，安排版面。要真正尊重新闻规律，还需要文件为媒体松绑。这就是日前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领导同志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后”的意见，在社会上激起热烈反响的原因。当地宣传部门，为此专门发文落实。

造假在今天已不是某一特定群体的行为，除了假政绩、假新闻，还有假论文、假文凭，假账目、假利润。公共机构有义务向公众发布真实信息和解释公共决策背后的真实理由，如果公共机构发布虚假信息、掩盖事实真相所造成的危害也一定是公共的。其弄虚作假的行为本身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比它的一个具体的造假行为要严重得多，它对诚信和原则的价值破坏最具毁灭性。

人们的思想难以超越他所受的教育，虽然如此，人们仍能基于良知和常识对一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人与人之间才有沟通的可能。在利益问题上，可以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达成共识，解决分歧。

只有在各方都能遵循公认的事理的前提下，表达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讲道理不但依靠逻辑的力量，更依靠事实的力量，它是在诚实的人们之间进行的诚实的对话。

政治权力在不同的制度下会有不同的获取方式，但有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它力争使自己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它需要在强力之外建立起政治权威。守信用、讲道理对它获得信誉和权威是不可或缺的。

法律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个可以信赖的说理和讲真话的空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权威，依靠力量说话，那么，弱势群体的唯一命运就是向强势群体屈服。屈服是指前者必须忍受后者的一切或大部分有理的和无理的要求，接受后者一切或大部分有理的和无理的观点。正如狄德罗说的，强力把软弱的人变成虚伪者，也把坚强的人变成牺牲者。

社会需要人们分享一种共同的信念，能够把人们的心灵联合起来。联合人们心灵的观念必须反映普遍价值，它是人们对内在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无法从外部强加。由强大的宣传力量制造的观念世界，当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显著时，它的虚构性质就显露无遗了。观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背离，既导致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怀疑，也导致人们对已有信念的怀疑。

一致的信念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新的信念尚未确立。信念需要道德的支持，而我们当下面对的特权崇拜、物欲横流、私利至上、腐败猖獗，不但是信念缺失的表现，更是信念形成的障碍。而价值重建与信念再造的前提，是我们必须用真实的概念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和理解世界。我们迫切需要回到真实的观念世界，以恢复我们的真诚和观察事物的正常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