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山水暴涨，溺死甚重；宣和七年（1125年）七月地震，裂缝数十丈；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地震百余日，城垣颓移，陵谷变迁；明万历十年至十一年（1582—1583年）大饥大疫；清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雷雨暴至，平地水高数丈，淹死居民甚多；十二年（1655年）地震数月，倾倒庐舍，压死人口甚众；乾隆三十年（1765年）地震，损坏仓署、民房、压死人口牲畜；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78—1781年）大旱、大饥；同治元年（1862年）地震，二年（1863年）五月，暴雨倾注，平地水涨，高数丈，淹死居民颇多；六年至七年（1867—1868年）大旱大饥，麦仓石值银四五十两，草根树皮，掘食几尽，死者三分之一；民国九年（1919年）地震，房屋倒塌，墙廓倾圮、压死者在二三千以上，彻夜震动，人皆露宿，如此者凡十余日，仍不息止，迨三年后方止，也算是奇灾了；十六年至十七年（1927—1928年）酷旱无雨，秋夏无收；十八年（1929年）大饥，人相癫食，麦仓斗值银五六元，人说斗米千钱，而当时每银一元，值制钱四千五百文，是斗米已达三十万钱了。夏旱，人民尽食草根、树皮，瘟疫又起，军阀混战，村落无人，田园荒芜，庐舍为墟，满目凄凉，惨不忍睹……真是“近效十里土俱焦，乡村万灶冷无烟。”这种悲惨的景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解放前的定西城，一直充满着干旱、饥饿的威胁，穷苦人家都是在菜糠树皮中度日生活的。寥落破败的县城里，只有几家客店、杂货铺、斗行、当铺和几家打马掌的铁匠铺、做棺板的木匠铺，一所初级中学和一所小学，没有医院和医疗设备，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逢集日，也不上五六百人，破烂的土房，泥泞的土路，狭窄的街巷冷冷清清。在那乌云遮日、豺狼当道的年代，人们害怕土匪抢劫，马匪抓兵，天黑前，店铺早上板关门，夜间人们更不敢上街行走，城内一片悚寂、凄凉的景象……
今天，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沐普照着陇中旱塬上的定西古城，那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苦难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定西古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已有都市风光的小城市以崭新的面貌显露出来。这里已经是陇中干旱山区七县的交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过去北城外的乱坟滩、操兵场、污水坑，已无踪影；而今，厂房高耸，烟囱丛起，机声轰鸣，成了工业区和居民区；过去西城外的荒芜田、棘莽地、破草房，早已消失；如今，一座座青瓦房，掩映在白杨、绿柳丛中，一块块麦田，一片片蔬菜，郁郁葱葱，散发着馨香，成了产粮区和蔬菜区；过去东城外的苦水河泛滥成灾，人们建祠修庙，祈求于神；如今，劳动人民治理山河，降龙伏虎，在东、西河上修建了五座适应现代交通的钢筋水泥大桥，五桥之首的“永定”大桥，更是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由于提高了桥位，改直了河道，加固了河堤，使沿河两岸居民，从此可以免于水患；过去荒凉的安家坡，埋葬白骨，寸草不生；而今，树木茂盛，苹果飘香，成了林业试验之地。山的顶峰上修建了电视转播台，高大的铁塔耸入云霄，为定西城增添了风采，丰富了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过去南城外的万人坑、深沟涧、乱儿坟，如今，新建的房屋鳞次栉比，一派新姿，成了热闹的居民区；过去火车站、汽车站一带，是空敞地、荒草滩，五十年代初修通了铁路，旧马路铺筑成了宽阔的柏油公路，天兰铁路，西兰公路纵贯而过，又有了商店和住宅区。新建的火车站、汽车站，宽敞舒适，旅客云集，日见繁荣……
再看新辟建的新市区一带，宽阔漫长的柏油马路两旁，商店林列，高楼毗连；百货大楼、邮电大楼、电影院、影剧院，蔚为壮观，通衢大道的十字路口及东城外一带，已成了闹市的中心。每逢集日，人们从四面八方云涌而来，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白天人不孤行，夜里不见人影”的“鬼哭场”，新建起了体校、体育场，成了人们体育活动的新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