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动机·专访周瑞金
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
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大历史任务说的提出，有哪些新意？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做好怎样的准备？围绕这些问题，本报日前采访了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先生。
强调记住国情，不会头脑发热
新京报：能否简单评价一下，温家宝总理这篇文章有哪些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周瑞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到今年已经是20年了；今年又是邓小平同志南巡15周年、逝世10周年。整篇文章引用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不少观点，我认为很有其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
经过了28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温总理强调我们国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非常鲜明地指出了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会使我们冷静对待已经取得的成绩，时刻记住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头脑发热，在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时，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同时，我们也不能超越阶段，对改革、发展和民生问题提出过高要求。我们只能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角度来理解、看待当前处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相对经济改革，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比较滞后
“温家宝总理原文”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新京报：能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谈谈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
周瑞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所以社会制度总体上是先进的，我们已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还不完善，这就是初级阶段的意思。从这两对基本矛盾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比较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向之所以不能够动摇，就在于为了从这两个方面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既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和成熟，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
新京报：社会主义制度不够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从历史角度上说，我们党领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经历了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从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个28年是从1950年到1978年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所有制改造、国防建设(两弹一星)、经济建设(基本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进入联合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方面取得可喜成就，但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的错误。一个国家能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的内乱，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小平同志曾经讲，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在欧美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的制度能够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没有办法来阻止它，确实说明我们的制度是不完善、不成熟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第二个28年的历史教训，以政治理论的大气魄和大智慧，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就进入了我们党的第三个28年：从1978年到2006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在这个28年中，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面，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和推动，同时也相应带动了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上的改革。相比较第二个28年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成熟了不少。但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讲，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比较滞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还是很明显的。
新京报：具体说呢？
周瑞金：从现实角度说，这种不成熟和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已经进行20多年了，但还是不完善。这个主要表现在法制建设、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存在较大弊端，政府职能的转变、民主决策体制的建设、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机构设置方面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第二，国家层面的民主法治还不健全。政治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现在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但在执法环节还有很大问题。
宪法规定的一些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还缺少具体立法的保障。在法治国家建设方面，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努力。
第三，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问题还比较严重，需要从制度上来加以防止、根治。
第四，从政治体制来讲，怎样提高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还存在制度层面的欠缺和完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特别是权力缺少有效监督和制衡的现象。
第五，从社会体制来讲，还没有完全激活社会的创造活力，达到真正的社会和谐。
因为我们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全能主义的治理方式，整个社会的问题统统由政府来包办解决，而很多东西要靠社会来治理。所以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就是这个道理。
在社会体制、社会制度方面不够完善，存在深化改革、进一步建设的问题。
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更利于经济发展
“温家宝总理原文”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当前，我们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这两大任务？
周瑞金：我认为，这一论断是20多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精神。过去我们讲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强调得比较多；现在，从通篇文章来看，除此之外，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不成熟。这应该是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以前我们只是讲“体制”不完善、不成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很多弊端，而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层面。所以由体制到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新高度。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周瑞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感到，在大家认识比较一致的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之外，我们今天更应该着重于怎样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成熟，提出针对性措施。我觉得这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还要难。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大争论，其实都集中在怎样看待制度的完善和成熟上。温总理的文章实际上回答了第三次争论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待问题和判断是非。在讲生产力不发达的同时，还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层面上认识，怎么使它成熟完善起来。
新京报：两大任务之间是什么关系？
周瑞金：我们首先要肯定，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又能够激发社会的创造力，调动积极性，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推动社会和谐。这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两大任务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也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不能有过高的要求，不能把西方的福利国家搬到我国来，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一下子变成福利国家也不现实。
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让社会公平受到伤害
新京报：当下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哪些必然因素？
周瑞金：从我们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看，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由于没有解决好公共品的公平公正分配，带来的问题比较多。
一是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人口的增长，资源的消耗，环境生态的恶化，使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其次，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非常突出，人们普遍感到贫富差距在拉大，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就业难、治安乱，这些问题是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所以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出来了。
第三，因为体制机制不完善，政府决策存在暗箱操作、信息不对称，司法不公现象依然没有解决，老百姓意见的表达渠道不很通畅，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很多障碍。
第四，社会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权力和市场结合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窝案不断发生，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让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伤害。
第五，社会面临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人和人之间关系商品化，金钱第一、享乐主义、损人利己毒化了社会风气，这些现象反映出道德层面上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应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新京报：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未来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周瑞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但是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怎样把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这四个方面协调起来，是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说改革攻坚战，攻的就是这个“坚”。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先易后难，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这一点全党已经取得共识，“十一五”规划已经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首位改革任务。目标也很清楚：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中介机构分开，让政府回归到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上来；第二是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改革，尽量少用审批制，规范审批的程序，明确审批的步骤，解决暗箱操作、黑箱操作的问题；三是行政机构改革，解决干部队伍臃肿，公务员队伍庞大的问题，在进一步精简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四是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引入社会公示、群众听证、专家咨询制度，决策失误后的问责制、责任追究制、及时纠错制等等。
这四个方面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这些方面要取得成效，要真正落实下来，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新京报：其他呢？
周瑞金：第二步，政治体制改革应着重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要重新考虑使党内民主形成比较完善的体制，从各级领导人的差额选举、党代表差额选举开始，改革干部选拔制度，按照民主方法选拔干部，不但使干部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要有真正有效的监督党内会议决议实施的机构。具体领导体制的建立现在有所改进，就是党委一正两副，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加强常委会决策制。但在建立党内民主制度方面还要选择具体措施。总的来说就是要让权力有所制衡、有所监督。陈良宇、郑筱萸等的出现，反映了干部选用制度和反腐败制度的建设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第三步就是推进民意机关建设，发挥人民代表作用，要选用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也要加强。
第四步就是社会民主要逐步推进。总的来讲，要保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党的领导手中。
对战略机遇期要有清晰的判断
“温家宝总理原文”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
新京报：强调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与抓住战略机遇期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周瑞金：战略机遇期是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同国内政策、决策及应对措施所形成的一个发展空间。温总理讲到，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而“亚洲四小龙”就是在这时起步的。从世界角度来看，世界大发展的机遇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
我们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这28年应该说也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国际上存在和平环境，没有发生世界性大规模的战争，给了我们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应对措施、决策得当，因此我们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发展20多年，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那么现在是否还存在战略机遇期呢？温总理讲是有，现在更注意的是我们国内，能够很自觉地抓住战略机遇期。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而影响我们对战略机遇期判断的敏锐性，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和渌矫娼ㄉ瓒家诱飧龇矫婵悸恰?lt;/P>
人文精神重建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温家宝总理原文”
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新京报：前段时间，围绕中国是否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思想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你看来，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人文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之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怎样的现实历史意义？
周瑞金：中国要进一步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就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来一场类似于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重建人文精神。我觉得，改革的共识倒不必“重建”，但人文精神是需要重建的。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民众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经济人”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我们还需要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样一种“和谐人”，要实现由“经济人”向“和谐人”的转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能激励人的创造精神和竞争精神，努力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我们不能低估“经济人”的贡献和作用。
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特别是个人经济利益极大化，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以及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和依赖科技解决一切问题的科技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享受为目标，“经济人”的这种基本价值追求，容易产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这不是人的全面发展、人性的自由完善，人的生命的价值也不只在于物质追求和享受，人还有精神生活、精神追求的一面，这就是人文精神。
新京报：能否具体谈谈人文精神？
周瑞金：一百多年来，我们原有的人文精神受到很大的冲击：一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使我们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比如清末维新变法，照搬国外政治制度来改造封建制度的努力失败了；五四运动兴起了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是好的，但在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时候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批判掉了；改革开放初期讲“海洋文明”，把我们自己贬低为“黄土文明”。这三次中西文明的碰撞，再加上革命进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使整个国民教育偏向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敌我观念，而离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越来越远。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浪潮又冲刷了人们的心灵，一些人以为金钱、物质才是实在的，追求精神的东西，追求高尚，没有什么意思，造成了精神虚无主义。这都是中国人文精神重建所面临的困难。我们需要的是“和谐人”，“和谐人”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他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是具有信念、讲诚信的人，是有爱心和热心公益的人，是有理性精神和健全公民精神的人，也是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非常自信的人。
新京报：我们今天该如何重建人文精神？
周瑞金：人文精神重建这一任务今天已经摆到我们面前了，要通过改革开放走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不断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经验来完善我们自己的市场体制，还要进一步通过重建人文精神来塑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以这个思想作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各项体制改革，一方面抓好中国人人文精神的重建，才能够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道路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那才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陈宝成)
来源：新京报
